丁氏一家人，父子三翰林

丁先栋

                       

丁氏一家人，父子三翰林

——记丁绍周和他的儿子丁立瀛、丁立钧

吉家林/撰文

   翰林作为官名乃始于唐代。按照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子先要参加县试，优者可中秀才；秀才还得参加乡试（省试），优者方中举人；举人必须赴京参加会试，优者才中进士。进士分为“三甲”，再经殿试朝考，最后由当朝皇帝从中挑选优秀者钦点为翰林（即“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要留京入庶常馆学习三年，优者在散馆后授予编修（原二甲进士）或检讨（原三甲进士），次者则改任各部主事或各地知县。由此可见，在过去的科举年代，一个读书人要成为翰林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晚清之时，东台却出了丁绍周和丁立瀛、丁立钧父子三位翰林编修。现将他们的经历和事迹分别介绍如下：

   一、从镇江迁居东台的翰林丁绍周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丁氏祖籍镇江，乃世代官宦人家，其子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丁绍周（1826—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是镇江丁氏26世。丁绍周自幼读书举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复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二甲36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館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祿寺正卿等职。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了太平天国，清军则分别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图夺回南京。于是，南京的前沿阵地镇江就成了清军和太平军的必争之地而战火弥漫，镇江居民纷纷逃难迁往他乡。为避战乱，丁绍周即率同弟弟丁绍韩、丁绍昌等举家从镇江迁徙至苏北东台县，从此以后就一直定居在东台城。丁绍周迁东台后，将家安在台城三昧寺的河南（现今的汤泊社区徐家塘一带），并将其书斋取名为“浮玉山房”。丁绍周生了三个儿子，长子丁立瀛、次子丁立淦、三子丁立钧，丁立瀛和丁立钧后来也成了翰林，丁立淦则为著名画家。丁绍周病逝于同治十二年（1873），到宣统元年（1909）时，他的后人将东台城南的“南园”改建为丁氏祠堂。
   丁绍周在东台的一大善举就是建造“丁公桥”。晚清之时，东台城三昧寺一带至油坊头水陆交通发达，成了繁华的商业闹市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三昧寺所在的寺街与城南的徐家塘却隔河相望，城南的居民要上寺街购物办事，必须转行“广济桥”绕一个大弯子才能到达。丁绍周见状后，即出资在徐家塘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老百姓纷纷拍手叫好，便将此桥称之为“丁公桥”。历经百余年沧桑，东台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但改建后的“丁公桥”仍在，它坐落在台城新桥小区与顾家巷之间。

   二、参与戊戌维新变法的翰林丁立瀛

   丁立瀛（1844—1907），字丽生，九岁时即随其父丁绍周迁居于东台城。到了同治十年（1871），他考中了进士（二甲56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然后又担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等职。丁立瀛在北京当官从政时的闪光点有三：一是坚决反对订立《马关条约》，二是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良，三是支持“百日维新”参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以失败告终。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领事官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等。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丁立瀛已得知其具体内容，他痛心疾首、坚决反对，认为此条约割让领土之大、赔款数额之重，开创了《南京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是为空前的丧权辱国。丁立瀛立即发动在京官员向朝廷上书拒和，他所上奏折的全称为《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为倭人索求太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毋堕其计折》。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衰弱无能，最终还是在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丁立瀛的一腔爱国热血也付之东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清廷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以开创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一时之间,“状元翰林办厂”之举震动天下。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丁立瀛奏请“杜绝捐纳买官之风，凡买得实职者一概停止”，上谕“命户部议奏”。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立瀛回京升任顺天府府丞之职。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戊戌年，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反对《马关条约》的订立，并提出了“变法图强”的号召。于是，丁立瀛又和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书一起再次向朝廷上了《和议未可轻允请饬廷臣集议》的奏折。到了“百日维新”开始后，就在黄绍箕进呈《劝学篇》的当天，丁立瀛也直接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议院”等。令人扼腕叹惜的是，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丁立瀛“变法图强”的愿望再次落空。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因丁立瀛也参与了维新的“戊戌变法”，便以“足疾”为由开缺其回籍。于是，丁立瀛离开京师官场回到东台，居住于台城的“东园”寓所，从而与东台的吉城等学者们共同研究学问，寄情于诗书画中。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丁立瀛的弟弟丁立钧突然病逝。由于当时丁立钧正肩负“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即“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之职，为不耽误学子们的学业，丁立瀛在其近花甲之年，毅然继其弟之业而接任了学堂总教习一职。“南菁学堂”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丁立瀛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一代翰林宗师丁立瀛溘然病逝于东台寓所。

   三、荣膺京师强学会总董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受父兄薰陶从小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同治九年（1870）16岁时参加乡试即考中举人。后因连遭父母之丧，到光绪六年（1880）26岁时方赴京会试，又考中进士（二甲14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先后担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此后，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又充湖南乡试副考官，二十一年（1895）在京被推为“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1897）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1898）因病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1899）出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学堂又继任总教习，二十八年（1902）病逝于东台寓所。纵观丁立钧的一生，其为学、为官、为人、为师皆为上乘，他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员和真名士。
   就在丁立钧当翰林之时，国人对东倭日本的野心尚未有清醒的认识，唯丁公能洞察时局。他撰著了《历代边事辑要》一书，并将其中陈述日本侵朝事件之章节《东藩事略》（亦称“朝鲜编”）进呈朝廷，充分揭示了强敌凭陵、国势浸弱及日本对我觊觎之心。光绪帝阅读《东藩事略》后深以为然，敦促北洋水师积极备战，严防倭寇入侵。就在我方备战之时，丁立钧又发现有人在军购中糜费军饷、中饱私囊，便立即向光绪帝上条陈揭露内幕。他在条陈中说：“广购外洋船炮，创设机器各局，岁糜数百万帑金，以供千百委员中饱之用，以广外洋销售钢铁木植杂物之路。”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然而，中国陆海军在开战初期的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却遭受重大挫折。丁立钧得知战况而痛心疾首，他于八月初四（9月3日）领衔联名翰林院35人上奏《请罪李鸿章公折》。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代表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丁立钧闻讯后忧愤交加，连上《参昏庸骄蹇丧心误国疏》三次，坚决反对条约中的丧权辱国条款，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关条约》“目前之大害有八，将来之大害有十”。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1895年11月中旬），由康有为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杨锐、袁世凯、徐世昌、张权及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等各派系人员。为支持学会活动，丁立钧带头捐银二百两，他与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被正式推为强学会的“四总董”（原拟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
   京师强学会系当时清廷中以“改良派”和“帝党”为主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定期集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学会成立后先从报事入手，自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起开办了双日刊的《中外纪闻》，从而为变法造舆论。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上奏慈禧太后，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批《中外纪闻》贩卖西学，故“请饬严禁”。于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硬行将“强学会”改名为“直隶官书局”，只准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在“后党”的操弄下，强学会变相地解体了。
   强学会失败后，丁立钧虽身在京师、心系变法，却深感报国无门。与此同时，“后党”分子却担心强学会东山再起，对丁立钧留在京师也不太放心。上述状况僵持了一年左右，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丁立钧以“朝考一等、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
   丁立钧到沂州后不久，恰逢德国舰队强占我胶州湾，他再次担当起“抵抗派”的角色，在知府任上全力筹划钱粮，加强城防，积极备战。然而，丁立钧“主战”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清政府又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等。到了此时，丁立钧既心灰意冷，又积劳成疾，在沂州当了一年多知府便告病辞官而开缺回乡了。
   光绪二十四年底，丁立钧从沂州回到东台，居住在台城“南园”寓所。从此，“南园”里就时常聚集着一帮“镇江籍”的学者名士，如孙大生（字仰吾）、吉城（字凤池）、陈祺寿（字星南）、李步青（字吟白）、蔡庆昌（字禹言）、杨世沅（字芷湘）、郭振鹏（字云衢）、万沛琪（字乐渔）、周性禾（字静庵）、赵酉彝（字铭辛）、王德坤（字少棠）等，丁立钧和这些学者们在一起商讨学术，校刊书籍，交谈逸事，写字作画，唱和诗词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时光。此时，丁立钧因患风疾，右手不能动弹，便改以左手作书画。偏是“物以稀为贵”，“立钧左笔”的字画竟然成了那时的抢手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时至今仍为珍藏。

   有清一代，“江阴南菁书院”是整个东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立钧亦随之而改任学堂总教习。丁立钧担任总教习后，即以其当初“推新政”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他彻底废除旧式教育，全力推行新式教学，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开设“会讲”，由学堂监督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开讲伦理、掌故以及科学和外文等科目，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
   就在“南菁学堂”蒸蒸日上之际，丁立钧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至一病不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902年8月28日），一代名士丁立钧不幸病逝于东台寓所，年仅48岁。丁立钧所撰著作有《历代大礼辨误》（亦称“大礼仪”）、《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历朝纪事本末》九种、《南菁讲舍文集》三集十六卷以及《昭代尺牍小传续集》、《清画录》等。“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此即翁同龢撰送丁立钧的挽联，也是丁立钧一生的真实写照。